常說，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是眾多研究方法中最貼近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研究法。因為行動研究者本身是實踐者而非局外人，在他置身的具體現實處境中一邊實踐一邊研究。(註1) 行動研究這方面的特質，對教師和藝術工作者並不難掌握。那天，在我主持的「行動研究」論文研討會，一班正修讀應用戲劇碩士課程的同學就用身體分享自己對研究的理解和體會，其中有下面兩個定格影像： 定格一：畫面見三個人物各有行動。其中一個貌似在門邊窺探門外的世界；一個俯身探視椅子底下的光景；另一個在椅子旁邊小心稽查。 定格二：畫面中有三個人物。中間那個身體傾前，大步邁進；他身後有人雙手抱着他的肩臂，準備跟他同步向前；他身旁另一人一手拿著他一束頭髮，一手拿著自己的頭髮在仔細查看。 出席的碩士班同學當中有學校老師、劇場人、戲劇教育工作者，部份已完成大小專業實習。他們分別給予上面定格「研究：仔細尋找」和「研究：共同協作」兩個標題。確實，這兩個定格畫面基本上捕捉了「研究是甚麼？」和「研究所為何事？」的特質，而定格二的訊息更顯示了行動研究作為研究方法的集體、共同「行動」面向。對！行動研究者相信並強調每個人都可以透過實作操弄和試驗來創造知識，知識並不專屬於某些學者或某學術界別。 對行動研究法的始創者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而言，行動研究並不單是研究方法已矣，而是利用社會科學推進民主進程的實驗。勒溫相信民主是需要學習回來的。行動研究的出現源於一個推進民主進程的遠大信念。(註2) 這個信念跟他成長的時代背景有莫大關係。 勒溫是德國猶太裔心理學家，1890年出生於普魯士王國管轄的一個波蘭小城鎮(Mogilno)，當時社會最高階層是地主貴族和軍官，猶太人是公開受歧視。(註3) 年少的勒溫隨父母親移居柏林並上中學，受德國科學發展和希臘哲學薰陶，輾轉由修讀醫學轉到讀哲學再到心理學。縱使學術界歧視猶太人，勒溫依然立志當大學教師。1910年，他在柏林一所大學做研究生，開始與志同道合的研究生討論德國民主化以及讓婦女從傳統壓制中解放出來等問題。他們的討論很快引發了行動——為工人階層組織夜間成人課程，勒溫眾人當導師。這些夜間課程觸動了大學當局，生怕帶來動盪，而一度嚴格限制他們只能教授讀、寫、算術三科；地理、歷史和自由寫作被視為可能引發顛覆行動的課程則一律禁止。(註4) 四年後，勒溫順利畢業。隨一次大戰爆發，他自願服兵役為德軍出征。1930年代初因為避開納粹德國搜捕猶太人而移居美國。 勒溫創造了「行動研究」一詞，用以命名他和同事及學生一套工作和研究方式；(註5) 謀求打破1940年代以純理論和科學實驗為主(pure research)的心理學研究。勒溫批評實驗者經常忙於在實驗室收集基本事實或做行為分類統計；以過於簡化的觀點來處理複雜的人類行為問題。勒溫把心理學概念應用到勞工的實際工作環境；提出研究員所需的不是實驗室設備，而是一個新的視角——到工人工作的地方，觀察、聆聽和做記錄；以及建立心理學家和工人農民之間的密切合作；(註6) 因而得到行動研究創始者和社會心理學之父的稱號，帶動心理學研究轉向應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導向緩解社會問題。(註7) 對勒溫而言，做研究就是做行動研究，這既是信念也是目標，務求做到『沒行動不蘊含研究成份，沒研究會缺少行動』(no action without research; no research without action)。這裡所指的行動在現實層面出現，行動總是伴隨著自我批評、客觀的偵察、踏查和評估結果。(註8)「行動—反思」循環就成為行動研究法特點之一。 勒溫著重實踐，這不代表理論在行動研究之中不重要。相反，勒溫指出沒有理論，任何科學都無法進步。理論應該達致兩個主要功能：一，解釋已為所知的；二，指示新知識的方向。對既有的傳統理論，勒溫抱開放的批判態度，而非照單全收。(註9) 他相信研究進程中，數據和理論互為相關：數據會借助理論得以解釋，理論也有機會隨著數據資料的展開而演變和細化。 在做學問的功夫上，勒溫曾打趣說自己是《國王新衣》故事中說國王沒有穿衣服的那個小孩，既直率又滿有好奇心。(註10) 他在反猶太人的動盪年代成長、受教育；反軍國主義又反對德國民族主義，但一次大戰期間義務參軍四年，曾受傷送院治療，他弟弟更戰死沙場。而他的好奇心把他從戰爭的恐怖和絕望中解救出來。他不斷思量整理當兵的體驗，將自己對戰場、戰爭的感知和理解帶到心理學實踐和理論視野上，成為他學術著作的具體素材。(註11) 勒溫的生命故事提醒老師、藝術家和戲劇教育工作者教學或創作時，行動與研究可以並行，理論與實踐是相輔相承。對於當下的香港，勒溫的啟發大概是：現實環境可以很壞，但保有一顆孩子的好奇心和赤誠做學術、研究和反思，這些行動的影響力可能遠超於我們當下想像所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