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創作的原動力往往來自創作人對周遭事物的興趣和好奇心。做學術研究的同樣需要有好奇心。談到跟當代應用戲劇和戲劇教育密切相關的研究匠人不得不說巴西教育家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1921-1997）。
弗雷勒在大學主修法律，第一任妻子是小學教師，讓他對教育工作產生了興趣。年輕時，弗雷勒當過不同工作，其中在社會服務部門任職讓他親身接觸貧苦的勞工大眾，萌生要藉由教育改造壓迫處境的理念，提昇普羅大眾參與政治的能力及程度，不再默默地接受自己的現況。一九六零年代初，他及其團隊推動農民和工人識字運動，目的是幫助公民自行發現自己有豐富的生活知識和智慧，教他們閱讀和書寫把生活中已經知道的轉化成文字寫到紙上，這些工作記錄和體驗成為日後《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的重要內容。(註1) 弗雷勒跟巴西戲劇大師奧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甚有淵源。波瓦深受弗雷勒的成人教育工作所吸引，並把他的劇場體系和美學原則取名為受壓迫者劇場和受壓迫者美學。(註2) 一九九七年，弗雷勒因病逝世，波瓦寫了「Paulo Freire, my last father」一文悼念他並向他致敬。(註3) 一九六零年代中，弗雷勒的成人教育工作觸動了軍政府的神經而被監禁，及後被流放國外達十五年之久。流亡期間，他受邀請到北美講學；同期，《受壓迫者教育學》翻譯成英文出版。(註4） 弗雷勒的學說及研究具剖析力，影響深遠。在教育範疇內成為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的基石，由北美洲開始，延展到紐西蘭、台灣等不同地區。歷年來，研究他和踐行他學說的人不乏來自劇場、社區發展、女性主義以至神學等領域。(註5)
弗雷勒對教育和社會處境的關懷源於他的好奇心。這份好奇心並非單單興趣使然，更是出於生存的需要。在《希望教育學》一書，他就記述了年輕時曾被絕望吞噬的故事。
「在二十二至二十九歲這段期間，我常被一股絕望悲傷的情緒所吞噬，當絕望的感覺來襲時，我的表現會像個糟糕悲哀的笨蛋，而這讓我十分痛苦。發作時，這樣的情形總會持續個二到三天，有時甚至更久。不論我是在街上、在辦公室、或是在家裡，有時這樣的情緒會毫無預警地就出現，有時候這樣的情緒是慢慢形成，一片片地撕扯著我。不論是哪種情況，當我被絕望的情緒打到後，我感覺自己被重重地傷害，對這個世界感到厭煩，那就像我沉浸在沒有原因的痛苦中，我身邊的每件事都顯得陌生疏離。在這樣的情況下，有誰會不感到絕望？」(註6)
這種痛苦、沮喪、絕望的情緒對這三數年間在香港生活的不少人來說大概不會陌生，甚至會有共嗚。誠如曾遇襲受傷的《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所言，當下香港社會不同人士都有他們的「刺痛的記憶」，各自帶着創傷和憤怒生活。若掩臉不看會有片刻的寧靜，但這些刺痛的記憶還是會閃現腦海。(註7)。
那些年間，當沮喪的情緒愈來愈常發生時，弗雷勒試着找出原因，他察覺到沮喪悲觀情緒最常出現在雨季。在妻子協助下，他把沮喪的情緒當成一項研究課題，把自己從那樣的情緒中「抽離」，務求去了解造成絕望悲傷的情緒背後更深遠的源頭問題。幾年下來，抽絲剝繭，他把所有因素湊齊了―雨、泥土、綠色的甘蔗叢和陰霾的天空。直到最後回鄉尋找童年回憶之旅，他清楚地了解到問題的癥結—父親在滂沱大雨的下午過世，驚慌失措的母親，以及愁雲慘霧的家人。（註8）
及後，弗雷勒把自身查找問題源頭跟所有因素之間的關聯的方法和體驗運用到他接觸的勞工身上，學習從他們的立場解讀現實環境，並鼓勵他們說出自己的觀點看法。弗雷勒發現勞工大眾的沮喪與痛苦處境往往並不是出於私人問題，而是關乎更大更深遠有待處理的社會結構問題。所以要解決情緒問題，並非勸告有關人士「睇開一點」就能了事。弗雷勒體會到改變對世界看法的第一步是揭示受壓迫者被壓迫的現況和真相，但不代表現實會因而改變。擁有這項新認知的人需要合力並致力於政治改革，改變受壓迫的實際情況。（註9）弗雷勒渴求了解自身情感和社會處境的關連同時啟發他發展出受壓迫者教育學的提問式教學(problem-posing education)，藉著提問保有學習者對世界的好奇心和複雜的現況處境的求知慾；面對複雜的問題層層展開來探視，不輕易妄下結論和判斷，也不對既有的說法、做法照單全收。(註10)
弗雷勒以「『考古』學式」的挖掘來形容自己對痛苦源頭的仔細考察。(註11) 他見到這個挖掘過程同時也在培養一股希望，「為自己創造了具體的希望，希望有一天能擺脫沮喪的情緒」。(註12) 這股希望不是指望一個遙遠的未來，而是探究者立足的當下。關於絕望和希望，研究弗雷勒的當代紐西蘭教育學者彼得．羅伯特(Peter Roberts)說的精警：「絕望不會消除希望，而是邀請希望過來。」(註13） 羅伯特指出人都是想儘快離開沮喪和絕望的情緒和境況，因為無力和不安的感覺被視為不妥當的，學校也常常強調人要正面快樂地生活。但他卻倡議我們要耐心地去認識痛苦、沮喪、絕望，讓這些情感做我們的老師，指示我們希望在哪裏。（註14） 弗雷勒就是一個具體例子，他的絕望沮喪是他的老師，教導這位學術匠人「貼地的」去做研究和過生活；立足當下，尋找實踐希望的可能性。
註
1. Freire, P. 著，方永泉譯，(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台北市：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 Boal, A. 著，賴淑雅譯，(2000)。《被壓迫者劇場》[Theatre of the oppressed.]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以及Boal, A. (2006). The aesthetics of the oppresse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3. 此文收錄於Boal, A. (1998). Legislative theat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見頁126-129。
4. 有關弗雷勒的生平可參閱 Gadotti, M. (1994). Reading Paulo Freire: His life and work.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5. 踐行弗雷勒學說者眾，相關書目繁多，所覆蓋和觸及的關注也廣泛，從下面兩書收錄的內容大致可見一斑。Darder, A., Baltodano, M., & Torres, R. D. (Eds). (2009). The critical pedagogy reader. New York, NY: Routledge. 以及Peters, M., & Besley, T. (Eds). (2015). Paulo Freire: The global legacy. New York: Peter Lang.
6. Freire, P. 著，方永泉等譯，(2011)。《希望教育學：重現《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hope: Reliving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頁18-19，國立編譯館（中國），高雄市：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7. 劉進圖於2014年遇襲受傷。三年後，他以〈刺痛的記憶〉為題在神學院一個講座中分享遇襲經歷，思考基督教靈性與抗爭的關連。講稿全文下載，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0568&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8. Freire，2011，頁20-21。
9. 同上，頁22。
10. Freire，2003，頁117-125。
11. Freire，2011，頁21，22。
12. 同上，頁20-21。
13. Roberts, P. (2016). Happiness, hope, and despair: Rethinking the role of educ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見頁58。
14. 同上，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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